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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公益行业筹款乱象,需要“三道防线”

随着10月27日为期一周的遴选结果公示期结束,现民政部公布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下称“筹款平台”)已新增至30家。
 
 
筹款平台之于公益行业的意义不仅仅是信息发布,其在帮助公益行业触达普通公众、引导和培育捐赠文化、改造更新公益项目的逻辑、实现全民性爱心救助行动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公众对公益慈善有天然的道德期待,这个行业一荣不能俱荣,但一损就俱损,只要有平台出现乱象,势必会给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的公信力带来冲击。”因此,如何推动互联网募捐平台健康发展、提高公益行业公信力、增强社会公众对现代公益的感知、改进朴素的捐赠市场亟须关注。
 
复杂的互联网募捐平台生态
 
中国的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参与方比较复杂,据叶盈介绍,从筹款额和筹款人次的影响力来看,首当其冲的是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益三家头部平台,其余平台相对较弱。
 
筹款平台的出现降低了民间机构与公募基金会合作的门槛,革新了公益慈善生态,但随着这种中国式联合劝募模式的发展,马太效应日显,话语权逐渐集中在头部公募机构和头部平台上,双方展开了更多博弈。同时,筹款平台的参与方式不同,在筹款层面,腾讯公益主要通过机构自身吆喝流量,同时提供出圈资源,而声势浩大的“99公益日”则是因其配捐加成备获青睐,阿里巴巴公益主要侧重于一方面通过公益宝贝链接商家资源,把捐赠给到机构,一方面通过扶持机构开设公益网店,借助淘宝的海量流量打造机构筹款阵地。
 
就影响力而言,腾讯、阿里此类商业平台因具备流量、资金杠杆优势,短期收益高,因此更受慈善机构的追捧。这种流量驱动型筹款“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对于影响力较小尤其是垂直类的非商业平台来说并不公平。然而此间矛盾在于,虽然垂直类平台主要服务于公益机构,并努力争取资源,但需要机构自身做数据分析、捐赠人维护等,工作量大、周期长,而机构通常又面临人才紧缺、精力有限、筹款成本欠缺等实际问题,因此各机构在意识上重视长期价值,实际行动中依然倾向于头部平台。
 
除了有影响力的商业大平台和努力争取资源的垂直类平台,不排除还有只是为了团队绩效而没有实际动作的筹款平台。因此,是否应该把筹款平台当成一种“荣誉性质的牌照”颁发、如何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等问题就值得探讨了。
 
叶盈认为,虽然从防止筹款乱象、维护公益慈善公信力、助力信息公开、推动公益行业发展等角度而言,指定平台资格是合理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本就热衷公益的平台会持续投入资源,而抱有“沾光”心态的平台并不能因此受到激励持续作为。“不应该把获得互联网募捐平台资格变成稀有资源,它更应具备普惠性质,只要一些商业平台真的有心做公益,且能达到一些技术门槛的标准,他们申请了就可以给他们发放‘牌照’。”叶盈说道。
 
同时判断一个平台“好”的标准也应该重新定义,不论平台影响力的大小如何,实际上,从平台的价值来说“各有千秋”。叶盈认为,现阶段判断筹款平台的“好”与否是根据项目数量、机构数量、筹款量、筹款人次这些规模化的标准而定的,“但每个平台的特色不一样,其实每一次平台年度评审都对这些小而有特色的平台的价值是认可的,但大部分机构仍然会‘随大溜’。当然,这也和我国公益行业发展比较初级有关。”
 
用“三道防线”约束筹款乱象

 
我国的公益行业筹款专业化发展确实“比较初级”,而这种“初级”带来的直接问题之一就是筹款乱象和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
 
2017年方德瑞信针对腾讯“99公益日”的筹款乱象发布了对“套捐”(或“拆捐”)行为的调研,直指业内部分机构使用借款贷款进行捐赠、通过化整为零多次捐赠、刷单捐赠等方式套取配捐的行为。但随着行业内的多次探讨反思和规则更正,叶盈告诉记者:“目前从公开数据来看,80%的多次给一个项目捐赠的捐赠人,捐赠总额不超过100元,因此不存在拆捐的必要性,所以从捐赠整体上来说,目前拆捐行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广泛。”
 
信息公开也是让社会公众觉得敏感的问题,叶盈直言,目前为止,很多机构的信息公开做得“挺差的”。不少机构在筹钱时积极,但由于缺乏专业意识,很多机构筹到钱后就一股脑儿地扎进项目里,只求把项目做好,自己问心无愧而公开反馈不足,因此也“逼得平台出台严厉措施”,不反馈就不给流量。“从现实层面来看,捐赠人本身的意识也不强,很多捐赠人是不看反馈的,机构也因此觉得这并不是特别紧急和重要的事。”
 
一方面,社会需要看到筹款乱象等原因和总体的行业发展处在初级阶段有关,给行业发展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仍需要寻求解决方法,不能总让“初级”背锅。
 
实际上,在2016年方德瑞信的前身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就发布了国内公益慈善事业的第一份筹款伦理倡议,但是在公益与商业边界渐趋模糊的今天,筹款伦理的作用几何仍值得商榷。
 
叶盈作为业内人士坦言,任何一个行业都是鱼龙混杂的,公益行业也不例外,“我们能做的是把明确的筹款伦理定出来,让那些愿意遵守、有自律能力的机构有一个更明确的指引。但伦理只能要求机构自律。”而令人头疼的他律环节还有待继续推进。
 
国际上对公益行业的行为监管有“三道防线”:机构理事会的自我监管、行业内相互监管以及政府监管。据叶盈介绍,国外已经有很多行业监管的机构,通过第三方对机构的透明度、筹款成本、口碑等进行评级打分实行监管,还有专门的行业协会,比如筹款人协会,当筹款人出现违反伦理的情况时,会被除名并对此后的找工作等问题有影响,以此产生直接的威慑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并没有行业监管的责任主体,而当自律不够时,直接指望政府立法并不是最佳方案。“我们现在要争取把中间这道防线建立起来。”
 
但是,按照行业发展规律,行业协会的建立需要公益版图发展成熟时才会出现,因此,叶盈认为,可以考虑通过评级规范行业发展。但同时,需要注意什么是好的公益机构、什么是好的公益项目,这种评级标准的界定应谨慎,“‘标准’一旦建立会对整个行业产生较大冲击,因此一定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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